目前我国超大特大城市数量已达到21个,其中超大城市7个，特大城市14个。“十三五”期间规划的19个城市群，以25%的土地，聚集了75%的人口，创造了88%的GDP。这些城市逐渐发展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区域，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发动机”。
然而，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超大特大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城市病”也逐渐显现。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高企和社会不均衡发展等问题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问题，更是全世界城市发展共同面临的挑战。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工业行业分析报告）社会转型，波士顿、芝加哥、纽约等大城市开始崛起，引发了大量城市管理问题。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和城市治理理论研究的出现，正是对当时大城市治理棘手问题的回应。
物理学的熵增定律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会从有序转向无序，最终走向崩溃。与城市规模的增长相伴随的是城市治理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给传统的“缓慢”的强调系统稳定性的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城市治理组织、体制和方式方法带来严峻挑战。超大特大城市治理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理论基础和治理范式，以快速、有效地应对不确定环境中各种复杂的问题和治理挑战。
将敏捷治理理念深植于超大特大城市管理过程，2019年，以计算机工程领域的“敏捷方法”为基础的“敏捷思想”被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薛澜的团队引入我国的城市治理研究。2021年，笔者领衔的团队结合跨学科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发展出了一个包含十大要素的敏捷治理的发展框架，包括“在维持稳定性的同时又保持组织灵活”“快速动员利益相关方”“跨部门合作”等。敏捷治理不仅适合常态下的城市治理，能推动宜居城市的建设，更可以满足风险社会中韧性城市建设的需要。融入敏捷治理要素的超大特大城市治理，可以把政府变成灵活的可以奔跑的大象，把超大特大城市变成“敏捷”的城市，从而对外界变化作出快速和有效的响应，高效实现城市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