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整体稳定，将呈现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通货膨胀趋稳的基本格局。与此同时，在实体经济、金融市场与外围环境方面，又面临风险与隐忧。是年，中国经济将进入结构调整与转型的关键期。未来中国经济是否能够实现可持续的长期增长，是否能够从根本上化解经济体内部的潜在风险点，取决于一系列深层次改革的启动与推进。
2012年，环绕中国经济的，将是一个充满更多不确定性的国际市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将成为国际经济形势的主导因素。目前市场普遍对欧债危机抱以悲观预期，“欧猪五国”（包括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经济很可能进一步恶化。
伴随欧债危机的，是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复苏的艰难，甚至有可能陷入中长期低迷。目前，欧美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是缺乏实体层面的经济增长点，政府债务高企的同时，是投资乏力与由此导致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从而造成市场终端消费需求明显收缩。目前，来自国内外学术界和商业机构的预测显示，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将保持在2%左右。
外部市场萎靡不振，2012年中国经济将呈现出总需求下滑的特征，经济增速同比下降的格局在机构和学者看来基本确定。目前，市场对2012年经济同比增速的预期，普遍在8%到9%之间。其中，市场对2012年上半年的看法，多数预期认为经济增速将在第一、二季度跌破8%；年中之后，由于政策微调带来的积极因素，第三、四季度的经济增速将逐渐平稳，并有可能出现回升。
分部门来看，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动力受阻、汇率冲突以及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等因素， 2012年出口形势将继续恶化，低于今年的增长速度，贸易总量将明显收缩，贸易顺差规模会进一步缩小，贸易再平衡的速度不断加快。市场普遍预计，2012年出口增速至少将比今年同比下降3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减速将较为明显。调查分析，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有可能降至20%左右，增速比今年下降约4个百分点。房地产是构成固定资产投资下行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商品房的待售房面积处于历史高位，在长达一年之久的紧缩货币政策下，资金链不断绷紧，这将造成2012年房地产投资的放缓；另一方面，保障住房拉动投资的效果，还不能过于乐观，2012年保障性住房的开工面积很可能将会面临一定幅度的下降。
虽然房地产市场低迷造成装修、家具等相关产业的消费不振，但由于购房与其他消费之间存在较强的替代效应，房地产价格的逐渐降低，将减少居民购房的资金压力，从而将过去被高房价长期抑制的消费能力部分释放出来。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201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比今年小幅提高，预计将增长17%左右，考虑到价格因素，实际增幅还要有所扩大。
2012年，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将呈现“双降”态势，经济增速将放缓，通货膨胀也将逐渐回落到较为正常的水平。在全球各国实体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中国物价上涨的压力将不断降低。同时，国内长达一年之久的紧缩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产能过剩的双重作用，也将给物价走势放缓提供支持。本刊记者采访发现，对2012年通货膨胀率的大部分预期，都保持在4%左右的水平。
时近年底，竞争性行业的中小企业面临严峻的融资形势，资金链条断裂风险与终端需求不景气的双重压力，令不少中、小、微企业出现停产、半停产现象，处于“休眠”状态。如果相关政策不及时调整，这一情况将在2012年加重。竞争性行业企业的利润空间将进一步压缩，甚至有可能出现大面积亏损，从而令实体经济蒙受更多损失。
由于中、小、微企业是就业岗位的主要提供者，如果这些企业的生存环境不改善，意味着2012年的就业形势将存在隐忧。必须引起关注的是，过去多年形成的房地产、银行业与地方财政捆绑的格局，在严格的产业调控政策下，可能给整个金融业与经济发展带来风险。截至2011年11月末，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房价仍然处于较高水平，2012年房价一旦出现大幅下降，泡沫快速戳破的话，目前脆弱的楼市、财政、金融系统的平衡体系可能被打破。
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导致部分地区的土地财政在2011年面临困境，这可能诱发地方融资平台在2012年出现偿付风险。此外，2009年开始爆发性增长的地方融资平台，将在2012年迎来还款高峰期。两个因素叠加，令银行系统或将面临不良贷款提高的风险，从而给整个金融系统注入不稳定因素。
民间融资链条的断裂，可能将从另一个方向对金融系统构成冲击。2011年，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催高民间贷款利率，“诱惑”大量资金从银行系统流出，进入高利贷市场以谋求暴利。目前，因为投资失败、难以支付巨额高利贷而“跑路”的事件，在东部沿海部分城市已发生。2012年，不规范的民间金融市场风险，将给银行系统的资金回流带来压力。
国际压力不断增大，可能对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带来新的挑战。2011年，欧债危机和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将欧美国家逼入更加风雨飘摇的境地。未来，欧洲国家可能会进一步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大幅参与救援行动，并利用全球经济再平衡等说辞，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义务”。实体经济的不景气，将提高发达国家对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的戒备。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将不能再依赖于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拉动，而要通过一系列深层次的改革，为经济增长释放空间，这也是上述一系列宏观经济风险的根本解决之道。
深层次改革是否能够尽快有效的启动，对中国“十二五”期间、乃至更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水平，至关重要。维持目前的各项体制不变，“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8%；而如果涉及科研、教育、社会保障、政府效率等领域的改革能够进一步有效推进，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达到9%；到2020年，改革模式下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仍可保持在7.5%。
2012年，正是中国经济启动一系列更深层次的改革、以求为经济长期增长释放更多制度红利的关键时期。以结构性减税为主要内容的财税体系改革，将给实体经济带来长期增长的动力，为实体经济和微观经济层注入活力。2012年，在今年结构性减税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强对中、小、微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财税支持力度，加大减免税收力度与财政补贴力度。
同时，应加快推进增值税的改革试点，解决营业税重复征税的问题，进一步降低生产型服务业的营业税税负水平，为服务业的专业化细分与结构升级创造条件。财税体系的改革与调整，还将对经济结构调整发挥关键作用。2012年，应尽快对房地产增值收入征收资产所得税，从财税制度上落实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的调控理念。
2012年，货币政策除在总量上予以微调，在实施方式上也应有所改善，加强价格型工具的运用。2011年，紧缩货币政策更多以数量型工具的形式体现出来，这是造成大量中小企业被挤出正常融资渠道的关键原因，并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高利贷市场的火爆与风险积聚。因此，应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变银行系统与民间融资市场贷款利率利差过大的局面，以及存款利率与理财产品利率利差过大的局面。同时，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应促进与小微企业相配套的小微金融机构及债券市场的发展。
通胀下行的趋势，将为更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带来空间。由于电价市场化改革的滞后，2012年电力供应很可能将会面临更加紧张的局势，可以说，基础行业市场化改革的缓慢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逐渐凸显出来。随着2012年物价上涨态势逐渐趋稳，应加快研究制定能源市场化改革的系统方案，包括电力与石油领域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都应小步快走，部分改革应争取在2011年第四季度适时启动。
据了解，除了围绕2012年经济形势开展的一系列改革之外，更多长期改革在应积极酝酿。其中，着眼于民生的社保体系改革将加速。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可以考虑针对中小企业社保基金按比例返还制度。此外，为实现各项社保账户资金保值增值，保护入保者利益，应适当提高各类账户的计息标准。
当前背景下，建立科学合理的分配制度，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也到了一个关键节点期。在深化农村改革方面，推进农民土地确权，深化以两种所有制平等为核心的土地制度改革。深化城乡分治体制改革，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扎扎实实推进农民工在城市定居落户。
2011年下半年，随着中小企业经营现状的不景气，温州等地卖掉企业、进行投资移民的企业家增多，这一现象是实业投资长期受到压抑的累积效应。房地产、高利贷领域的投机炒作，已使他们在实业投资中的回报与创业积极性大打折扣。2011年的资金链紧张，只是压倒这些企业家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目前，高层已将2012年的宏观调控与改革重点，集中于释放微观经济活力，并回归实业。未来，一系列实体产业，或将迎来投资机遇期。2012年基建项目将可能迎来反弹，具有存量项目和增量项目的双重支撑。历史规律显示，每个五年规划的第二年将是各种项目集中落地的时间，这意味着2012年将是大批地方规划项目真正启动的一年。
据了解，2012年电力、水利、交通运输，尤其是城市交通等领域的基建投资将较为突出。从制造业投资角度看，设备制造业的增长具有较大市场空间。2012年，投资下滑将在较大程度上抑制出口型制造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然而，在“机器替代人工”的产业升级过程中，将涌现出更多投资机会。
由于劳动力成本步入上升周期，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逐渐步入机械化作业阶段，通过引入自动化流水线、更新机器设备等一次性大规模投资，来规避不断上涨的工资压力，这也将是中国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产业升级的必然过程。此外，由于消费将成为2012年经济增长中有力的拉动因素，有关快速消费品行业、零售业的投资，也将面临较好的增长潜力。考虑到“十二五”期间促进战略新兴产业的布局，清洁能源、环保产业的投资，也将在2012年迎来投资机遇期。
（责任编辑：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