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有资本在股权投资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投资占比越来越高，在推动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升级、激发市场活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23年，我国股权投资市场新募人民币基金的LP（有限合伙人）披露认缴出资总规模超1.5万亿元，国有控股和国有参股LP的合计披露出资金额占比达77.8%。
但与此同时，国资创投机构顶着的“保值增值”考核红线，就好比悬在基金管理人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得国有资本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而科技创新必然意味着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因此，激励和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足够的失败容忍度和风险承受力。从近年看，国有创投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国有参控股企业政策性方案（方案行业分析报告）资等，受制于传统国资考核体系制约，国资基金常面临到期无法延续、亏损遭遇问责等，导致部分国资怕被追责而产生“不敢投”的心理，形成“宁可错过，不愿投错”的尴尬局面，背离了创业投资“高风险，高回报，长周期”的商业逻辑，让基金管理人甚至产生风险厌恶。
容错机制上的缺失，也让部分有潜力的初创型科创企业得不到有效而持续的融资。为了保证国有资金的“不亏损”，创投管理人会倾向于可以快速变现的项目，对一些还在技术验证阶段、团队未成建制、风险比较高的早期项目投资出手会非常谨慎。市场上一些具有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属性但成长周期较长的企业更是难以获得国资青睐。可以说，在低容错机制下，管理人做投资决策时，考虑的不是哪些项目更有前景，而是如何完成当年的考核任务，无法成为“耐心资本”。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在此背景下，探索既适应创投行业市场化属性，又能满足国有资本诉求的运作、考核模式，加快完善国有投资机构激励与容错机制的政策体系设计，已成为解决行业发展矛盾，更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