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央行自2024年起逐步缩减量化宽松，每月购债规模从5.7万亿日元降至5万亿日元，计划至2026年降至2.9万亿日元。这一缩表进程直接削弱了市场对国债的流动性支撑，而传统买家如寿险公司却未填补缺口，导致供需失衡加剧。其次，日本首相石破茂近期公开承认“日本财政状况比希腊更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数据，日本的公共债务已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34.9%，大大超过希腊在欧债（债券行业分析报告）危机期间最高的比重。日本预计将用于偿还债务利息的支出占到年度预算的约25%。有分析认为，基于这样的债务状况，石破茂的言论彻底击溃市场对财政可持续性的信任。
此外，日本总务省5月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大米等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影响，今年4月份日本去除生鲜食品后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升3.5%至110.9，连续44个月同比上升。通胀压力迫使市场预期央行进一步加息，从而推升债券收益率。
受日本国债影响，全球债市风险正在放大。一方面，日元套利交易规模巨大，若收益率继续攀升，国际资本或大规模平仓，引发流动性紧缩。另一方面，日本作为美债第一大持有国，其抛售压力可能加剧美债波动。高盛日前放出风声，认为近期美国国债的大部分抛售压力实际上并非源于美国本土因素，而是日本清理后端持仓的副产品。目前，全球债市正面临通胀回升、政府融资需求激增及资产负债管理投资者需求萎缩等多重压力，这不仅考验各国央行的政策定力，更可能重塑全球资本流向，引起黄金等避险资产价格飙升，而高负债国家融资成本攀升将形成“利率上升—债务恶化”的恶性循环。
面对危机，日本政府的选择不多。短期看，日本央行可能通过临时增加购债或重启收益率曲线控制（YCC）缓和波动，但长期退出宽松的方向难以逆转。若坚持缩减量化宽松，国债持有者账面损失巨大；若重启量化宽松，则日元贬值与资本外流风险加剧。财政层面，石破茂政府反对以发债支持减税，但政治压力下，政府可能被迫扩大支出以刺激经济，进一步恶化债务负担。与此同时，美国因素成为关键变量，特别是在日美关税谈判的关键时刻，日本的政策施展空间并不大。
有分析指出，日本需要直面债务重组、财政纪律重建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复杂课题，这一过程必然伴随阵痛。不仅如此，日本国债危机也暴露出发达经济体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后面临的共同挑战：当央行逐步退出市场支撑角色，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与私人部门需求能否接续将成为关键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