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的中国经济走势开局不利。各种数据均指向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滑，包括不及预期的零售数据以及意想不到的就业率下跌。在经历过去35年的经济起飞后，中国既往快速、依赖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无以为继。这一切使得美国对中国领导层应对以更慢和更可持续的“新常态”增长的能力存有疑惑。
我们过去两年致力于对中国经济决策模式的研究，以期帮助美国决策层更好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和改革的前景。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平稳过渡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不利因素在增加。在美国看来，目前中国领导层面临的诸多经济挑战不同于以往。中国正极力摆脱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从历史来看，成功先例并不多。当下对经济决策的需要，已经从单一的保增长目标迅速发展为包括清洁的环境、廉洁的政府以及更大的公平在内的综合目标。此外，过去十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日益多元化，影响经济决策的力量也日趋多元，从国有企业到环保活跃人群不一而足。所有这一切，使得同邓小平1979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各个阶段相比，当今的中国经济改革同样富有挑战性和紧迫性。
令许多中国观察者大跌眼镜的是，习近平在其执政的头一年改革力度相当大。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给予市场在资源配置领域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改革决定。这一表态，被研究中国的著名经济学者巴里诺顿称作是“富有远见的行动纲领”。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其他机制的设立，习近平重构了中国经济决策机制，使其在这轮的经济改革中处于核心地位，进而摆脱既往的改革阻力。同时，他还对执政党从人事到宣传在内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了及早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调整，展示了娴熟的治理才能。
三中全会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经济决策领域的“习近平风格”正日益彰显。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党对经济决策的把握以及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当下的中国经济决策更迅速，但也存在包括透明度在内的问题。过去在经济政策中的国家主导性角色，如今正转向执政党，并在必要时在重点改革领域赋权于特定的部门。决策层也更加依赖试验区、渐进改革和重塑激励机制来引导地方政府和外部压力推动全面的经济和治理改革。很多方面，当下的做法都可以令人回忆起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朱镕基任总理时一系列成功的改革。
基于上述和其他领域的变化，我们的结论是，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提高了在2020年实现三中全会制定的重大改革目标的可能性，当然我们并不讳言这一过程需要克服包括既得利益团体抵制，以及官僚机构和地方政府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所施加的诸多掣肘。
即便如此，我们相对乐观的看法依然具有风险。中国经济正步入长期下滑的区间，未来数年的经济增速可能会更慢。如何在去杠杆的同时保持经济中高速度的增幅，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而言都意义重大。当前权力集中、反腐败以及对政策设计和实施更强有力控制的做法，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和改革产生短期的不利影响，因为导致一些地方官员实施市场化导向改革的热情不高。
同诸多在美国的中国观察者一样，我们也看到当前中国改革议程的一些矛盾之处。比如在强调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建设“创新型社会 ”过程中，对外企参与经济和对大学课堂中辩论的限制增加，也对中国创新能力的构建、效率的提高、独特知识产权的创造产生不利影响。这可能无助于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以及在高附加值行业进行竞争的能力，而这些都是帮助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条件。
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要求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提出新思维。在未来的几十年间，对美国国家利益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影响力超过中国。中美两国的经济接触对我们的整体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美国需要继续支持两国利益交集领域的中国改革努力，比如支持推动中国经济更平衡发展的金融体系改革。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应该与中国展开坦诚的对话。更重要的是，美国应该继续通过与中国的伙伴在诸如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方面的合作，推动中国在金融和经济领域打造高标准的要求，最终打造通向亚太自贸区的道路。